[13]在这些授权立法中，立法主体被赋予的裁量权更大。
[54]林彦教授认为，之前广受关注的孙志刚案、任建宇案，都是因为个案最终经由建议而废止了有关行政法规，体现出抽象审查出现了向准附带审查转变的迹象。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
[71] 第二种泛指立法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是由立法机关自身（或其内部委员会、工作机构）来审核、评估法律草案是否符合一些形式上或实质上的标准。这一地位表明，法院不能回避作出审判，因为审判不止是法院的权力，也是职责。[11]之后不久，朱福惠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但是，如果制度建构的过程就包含了结构性失衡，那就真的可能导致这种局面：备案审查越完备、越发达，合宪性审查反而越边缘、越寂寞。尽管胡教授认为《立法法》对我国宪法所确立和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有一定的完善和发展作用，但仅以彼时的审查程序而论，实际上存在空白。
在实践的角度，情况更为微妙。当我们进一步聚焦具体审查时——它必须是合宪性审查总体制度架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必须思考一下，它在这个特定的制度架构中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虽然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也被纳入观察范畴，但适当性只是将其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不加任何考量，而仅判断国家权力所延伸出来的手段是否有助于目的实现。
这种认知存在偏颇之处。[13]参见江国华、梅扬、曹榕：《授权立法决定的性质及其合宪性审查基准》，载《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5期。在理论研究中，必要性引发了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下两点：一是最小侵害在语义上存在过于绝对化的弊病。[39]至于必要性会完全消解掉裁量权的质疑，则明显存在夸大其词之嫌，甚至有些杞人忧天。
如若没有，那么所谓的均衡性审查只会沦为一种主观上的推测。在法律层面，目前仅有《选举法与地方组织法释义与解答》对不适当进行了详细规定，提出了如下四个判断标准：一是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执行的标准或遵守的措施明显脱离实际的。
为此，2005年5月8日，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审议通过了《大连市关于加强乞讨管理的规定》，这是全国第一个城市乞讨管理领域的行政规章。具体而言，作为比例原则思想的萌芽，十字架山案涉及的是对限制公民居住权的警察权力的限制。以色列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巴拉克在宪法审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权利等级观点：宪法权利是存在等级的，第一类为基本的或高级的宪法权利，第二类为其他宪法权利。[38]参见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从质的方面来看，将公民的生存权和环境权或良好居住权置于一个天平上进行衡量，显然不成比例。即便立法主体在制定法律时确信该规制手段能够完全有助于立法目的实现，但现实世界千变万化，由于情势变更等原因，致使立法主体的预测事后出现了偏差。此时，就需要综合考量目的实现程度和权利侵害大小两个方面的因素，最终得出各个手段的性价比。[25]可见，比例原则与利益衡量的立法方法有着过程上的一致性，两者构成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之关系。
四、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的具体展开 前面已对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功能做了论述。[7][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20]参见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以德国法的发展为中心》，载《政大法学评论》1999年第62期。长期以来，我国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公民权利的行政限制上，即国家通过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对公民权利进行的个别化限制。
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民主立法原则主要是从主体层面对立法提出的一个要求，即立法必须确保人民的参与，反映人民的意志。可见，适当性的功能主要在于合目的性判断，审查者须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做反复论证，当手段被证明为目的之所需，即达到了适当性的基准。因为立法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机关开展的活动，当其制定的是民事法律规范时，就会在性质上形成两对法律关系，即私主体与私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国家机关与私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裁量权固然是法律之下的概念，但法律体系内部亦是有位阶之别的，在上位法制定过程中，由于事项的复杂性、未来的不确定性，抑或改革的试验性和渐进性，上位法的制定机关必然要为下位法的制定机关预留一定裁量空间。这种限制直接发生法律效果，因此容易引发社会的关注。
[16]在现代社会，立法价值有很多，如自由、平等、秩序、效率、公益、人权、公平正义等，但学者们几乎都将公平正义置于最核心的地位此处，宪法赋予了公民在婚姻方面的一些权利，但对于究竟何种形式的婚姻才会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本身并没有规定。
[25]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34]范进学：《论宪法比例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
（二）适用场域 比例原则的优点之一便是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11]更何况，在现代社会，社会事务日趋复杂，专业性和技术性越发明显，这对立法主体的立法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22] 如前所述，比例原则的核心功能是裁量治理，具体针对的是国家机关在手段选择上的裁量权，它通过适当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这三个依次递进的子原则审查判断国家机关选择的手段是否为达致目的的最佳手段。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当性审查，主要是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理性进行审查。[12]参见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对此展开进一步理论抽象，则可表述为：比例原则适用于国家机关与私主体这种不对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立法目的，会有多种规制手段可供选择，这是立法裁量权的内容所在。（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关于其具体内涵，目前各地解释不一。在立法尤其是一些调整国家机关与私主体之间关系的立法中，目的—手段条款通常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板块。
至于立法裁量权，则存在争议甚至不加承认。无规矩不成方圆，现代立法的本质就是为社会中的各个主体提供一个行为准则，以立规立据，稳定社会秩序。
[26]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机关在管理过程中的权力色彩有所弱化，私主体也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但这也只是一种量的弥补而非质的改变，对两者在法律关系中的总体现状改观不大。在早期，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派坚持法律与道德的严格分离，提出恶法亦法的观点。具体而言，适当性在整体上相对偏向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因为其要求的仅仅是手段部分有助于实现目的而非手段完全有助于实现目的，事实上是通过设置一个较为宽松的审查要件为国家机关描绘出一幅手段图谱。然而，所有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一个至理名言。
[14]参见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台湾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82-183页。比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理论与实务》编写组通过实践调研和考察总结出了行政立法不适当的八个判断标准，其中第八个标准即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自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案首次适用后，比例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频率也在不断攀升。在具体适用上，比例原则主要针对的是公法的立法内容和私法的立法活动，可以为开展合宪性审查或备案审查工作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通过其三个子原则依次进行合目的性判断、后果倒查审视以及公私法益衡量。
正如庞德所言，社会控制的重要目的在于调节社会上各种冲突的利益，以求得人们最大的利益要求，这便是现代立法的功能所在。比如，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21条第1款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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